1939年12月15日，我就出生在这一带，一个名叫一棵树地方的普通牧民家中。1950年至1953年，我在区里的游牧学校读书。1953年至1956年，在哈密地区第一初级师范学校读书。1956年至1959年，在乌鲁木齐市第二师范学校读书。1959年在国务院的统一安排下，到苏联乌孜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国立大学读书。1965年8月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这所大学化学系。我怀着远大的理想，带着所学的知识回到了祖国。根据我所学的专业，组织上将我分配到了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化学研究所。当时，成立8年的新疆分院只有5个科研所：即物理研究所、生物土壤研究所、地理研究所、化学研究所、民族研究所。我所在的化学研究所当时有54个科研人员。与其它研究所相比，是楼房最大，规模最大的一个研究所。科研实验室条件也相当不错，拥有许多高精密仪器。还有许多学识渊博、责任心强、精通外语、能自主研发科研项目的专家们。这一切对我来说，无疑地是一个绝好的机会。但是，正当我决心将自己所学到的知识与实践结合起来，有所作为的时候，语言这道难关却横在了我的面前，它虎视眈眈地盯着我：看你有多大的能耐！这可真是心有力而力不足啊！因为语言是人们在社会生活中互相交流、互相理解的工具，也是科研工作必不可少的工具。

　　记得我刚到塔什干大学学习时，一位俄罗斯族的同学曾用俄语问我：“你叫什么名字？”，我当时则傻气十足地说：“我不知道！”。无独有偶，当我刚分配到化学研究所的时候，我也用同样的话回答了汉族同志的问题。可想而知，我当时的汉语水平是什么样子。

　　当时，化学研究所的科研项目有2个，即生物化学和分析化学。我被分配去与从事生物化学研究的同志们一道工作。在这段时间内，虽然我与他们有了共同语言，但我还是认识到了这不是长久之计，也不是一条理想的出路。所以，我下决心在不影响专业研究的同时，下功夫学习汉语。我先从听力入手学习，不论谁开口说汉语，我都紧紧地盯着他的嘴巴。再掌握日常用语，认一个字，练一个字，再组词造句。我找了一本携带方便的小词典，走到哪儿学到哪儿。由于所处环境的影响，加上自己刻苦努力，所以在短短的一年当中，我基本上能用汉语从事研究工作了。

　　我度过了这样辛苦而紧张的一年后，心想这下可以甩开膀子大干一场了，不料“文化大革命”的黑色封闭迅速席卷全国。在这场严酷的政治风暴来临之际，院里有极少数人跳出来兴风做浪。所幸的是，绝大多数知识分子没有屈服他们的淫威，这些有良知的知识分子们，既没有践踏自己的命运，也没有毁掉他人的命运，没有人为地制造悲剧，没有造成难以弥补的悔恨，没有留下遭人耻笑的把柄，使我们在精神上远离了极左思潮的折磨。他们在社会生活中，始终没有放弃希望，更没有落井下石。我能与这些具有崇高的职业情操，冷静的思索精神，以及高度洞察力的知识分子一起度过艰难的岁月，真是三生有幸。正是他们使我一生如愿以偿。

　　从参加工作起，1965年8月到1974年我都在化学所工作；1974年至1979年在自治区科委科普处任副处长；1979年至1986年，调回化学研究所担任所长、党委副书记；1980年4月担任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副院长。从1987年担任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党委常委、副司令员。

　　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在自己走过的50年发展道路中，从无到有，从小到大，面向世界。目前，她已经成为自治区内可以同时进行多学科系统科研活动的强大学术机构。半个多世纪以来，新疆分院的科研成果大多数在自治区国民经济的不同领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例如：治沙固沙，改变由于地下水位提高带来的土壤碱化，在高寒、荒漠地带建立人工种植草料基地，植物与家禽病虫害的分类与防治，水果病虫害诱捕措施，从畜产品废物中提取高价值生物药品等等研究成果，都在普及和利用方面受到社会各界的肯定和赞誉。我在化学所期间，曾参与研究了低温状态下，原油开采所需的破乳剂，并取得了成果。这项技术在自治区内许多油田得以运用，相对地减少了能耗，降低了原油运输的成本。

　　在物理研究所，科研人员取得的低温、中温及热敏材料技术成果，填补了我国半导体、热敏材料和电阻技术方面的空白。我国目前的空间技术就利用了这项研究成果，颇有价值。

　　我最初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化学研究所从事科研工作11年，后调入自治区科委从事行政领导工作5年，再后来重新调入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工作了7年，整整22年，在此期间，我的领导和同事们都给了我真诚的支持和帮助。更有幸的是自己的主观努力与组织寄与我的厚望，总是相辅相成，这就是我一生的写照。

　　（作者原任新疆化学研究所所长、新疆分院副院长、退休前任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党委常委、副司令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