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成立后，便面临着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西方列强的围堵，对我国政治上施压、经济上封锁、军事上威胁打击，动辄挥舞核大棒拿原子弹说事。在这种形势下，为了打破超级大国的核垄断，增强共和国的国防力量，党中央毛主席做出了“我们也要制造原子弹”的重大决定，这是共和国继“抗美援朝”后的又一重大决策。

1955年4月，我还在陕西省户县任共青团县委书记，由陕西省委直接点名指派，前往新疆完成一项“极其重要的工作”。当时同行的被选拔干部们谁也不知道我们将要肩负起制造原子弹的伟大历史使命。时年25岁的我胸怀大志，告别了父老乡亲和家室，抱着“去祖国最需要的地方”的信念，义无反顾地踏上了前往新疆的征程。

我们从西安乘火车西行至甘肃武威，又换乘敞篷大卡车继续前行，当时进疆公路许多还不成形，路面湿地翻浆、凹凸不平，时常需要下地推车，又容易误点误站，只啃些干馍充饥，行程艰难。经过二十多天的颠簸，我们终于抵达了目的地。满目的荒凉、贫瘠的土地、稀少的人烟与背井离乡的愁苦并没有吓到我们，我们决心在这里扎根，在这里搞建设，从事那“及其重要的工作”。

直到此时，上级才传达了中央关于成立地质勘探队找铀矿的指示。铀是制造原子弹的主要材料之一，铀矿是核工业的粮食，俗话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没有铀矿资源原子弹便无从谈起，这便是核工业一上马便必须首先解决的问题。只有找到铀矿，落实了资源，才能做到“家中有粮，心中不慌”。

核工业起步初期，铀矿地质普查勘探队伍的组建是和当时苏联合办的，严格保密，所有操作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和工人由中方承担，苏方出技术专家，数量还不少，每个大队、中队、小队都有他们参与指导。

我们首先在东起哈密，西到伊犁，包括南疆罗布泊一带的戈壁大漠中进行普查和勘探工作。这一带大片的地域都是天上无飞鸟，地上无水草，常年不下雨，风吹石头跑的极端干旱地区。工作条件生活环境极为艰苦，我们在荒漠戈壁上追逐航测物探飞机的航迹，在地面上搜寻飞机投下的信标，按照空中的指示在地面上打孔采集矿石标本用仪器进行探测，有时还要挖掘一二米深的沟槽以进一步验证仪器测试的结果。最困难的是没有水，要用水车到几十甚至几百公里以外去运水。用水、吃水比吃饭还困难，只能允许大家三天洗一次脸，两天刷一次牙，洗澡更是一种奢望了。然而，由于有党组织的坚强领导，为了理想与信念，没有人喊苦叫累，没有人抱怨或退缩。

正当我们热火朝天紧锣密鼓的开展工作时，1959年9月“老大哥”突然翻脸撤走专家，对我们的打击几乎是致命的。这是苏共中央高层对我国进行的一场变相的核讹诈，但他们并没有压垮我们，我们迅速克服了笼罩在全体职工队伍中的一种愤懑情绪，变压力为动力，咬紧牙关，自力更生，甩开膀子大干起来。百灵鸟飞走了我们照样唱歌，洋拐杖丢掉了我们走的更快。我们迅速进行了组织机构的调整，把原先只能给专家当下手的一批大中专院校毕业的青年技术人员提到技术负责岗位上来，放开手脚，大胆工作，贡献他们的聪明才智。

二机部新疆五一九队（局级建制）下属十一个大队，拥有干部职工上万人，是一只特别能战斗的队伍。各级领导干部都是从陕、甘、川、晋和新疆等省区地县级干部中选拔出来的。年轻有文化且经受过革命斗争的考验，职工一部分来自抗美援朝战争退役下来的志愿军转业官兵，一部分来自全国各地的知识青年，还有从新疆地方征召的经过民主改革翻身的各民族农牧民。这支队伍政治素质高，听党的话，上级指示贯彻坚决。这是我们当时在极为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克服困难坚持生产的一个最基本的因素。

我在地勘队从事着管理与服务工作。在施工过程中，我们领导干部全程跟班，同工人同吃同住同劳动，现场办公、实施安全生产和技能操作。我们还组织机关科室干部搞“试验田”，学习和掌握各种生产操作技能，抓紧时间和机会充实提高自己，使自己成长为专业领域的内行。

那时我们的干部工人关系非常好。大家一心扑在工作上，心向一块想，力往一处使。不光我们基层干部如此，高级领导干部也是如此，记得在塔城和丰地区工作时，二机部部长宋任穷同志来我队调研视察工作，他除了听取我们干部汇报以外，还亲自向工人技术人员进行调查了解，还穿起工作服在车间同工人一起参加劳动，每次劳动完，郑重其事地从衣服口袋掏出记录本让班组长给他记下什么时间、什么地点、从事什么劳动，干了多少时间，然后签上名字以示证明。领导同志这种言传身教，把党的光荣传统带到了我们基层队伍，对我们基层干部是一个十分严肃而生动的教育。对我们职工极为鼓舞，更加坚定了我们克服困难、战胜困难的决心。就这样我们在塔城和丰地区一干就是八年，在艰苦的环境中，在百米竖井中打斜井，在斜井里又打几千米平坑，多台钻机不断配合勘探完成追索任务，最终按时按质完成上交矿床储量计算报告任务，受到上级的赞扬，提高了广大职工为国争光的高度责任心和自信心。

在六十年代后期，我们的工作地点转移到南疆距离罗布泊核试验基地不远的地域，在67年氢弹试验时，担任试验现场总指挥的副总参谋长张爱萍将军和二机部副部长刘西尧同志不辞劳苦专门驱车几百公里来到我们勘探队看望和慰问职工，看到我们队伍在戈壁大漠施工的艰难，他们动情地说“你们太苦了”。随即便亲自带我一同去马兰总部告诉基地总部司令员和三号首长，要求在生活上关照我们处在一百公里以外的地质队。从此我们每月至少去一次马兰总部冷库拉回大肉、羊肉、鱼和各种罐头等生活食品，这在当时是多么难得多么稀缺的给养啊，这正是中央领导对我们的亲切关怀啊！这对地质队伍的士气鼓舞作用极大。

我还记得67年，最后一次核试验前夕，由于基地地下核试验工程的需要，我地质队派出队伍携带钻机，以帮助试验基地摸清地质状况，为地下核爆施工做出贡献。这是党和国家对我们的崇高信任，我们对此感到无比光荣。

1980年我辗转奉调到中科院新疆物理所担任副所长、副书记，长期负责研究所的行政、后勤保障工作。以“两弹一星”的精神，为一线科研工作当好“后勤部长”。虽然离开了核工业部为国家找铀矿的工作岗位，但那二十二载的工作、生活时常浮现在我的脑海之中，挥之不去。甚至做梦还经常和战友们一起在荒漠戈壁上挥汗流血，战天斗地，挖坑打钻…….

1999年9月18日，国家对“两弹一星”工程的功勋科学家：钱三强、钱学森、邓稼先、朱光亚、于敏等二十三人进行了极为隆重的表彰和奖励。在他们的身后，还伫立着几十万参与这项伟大工程的科学家、工程师、干部、工人和解放军的指战员，作为参与这一工程的一名普通干部，我为他们感到高兴也为自己感到欣慰自豪。邓小平同志曾说过：如果没有当初的“两弹一星”工程，就不可能有我们国家今天在世界上的地位。听到如此评价，不禁热泪盈眶，回想到过去所受的苦，所遭的罪，流血流汗，总结起来一个字：值。